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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不知道武王出兵前，有没有读他父王的遗著。如果他读了《易》，也许会在乾卦下面看见这样一句话：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。[10]
是时候了，干吧！
新政权面临危机
胜利还是来得太快。
突如其来的胜利让周人有点措手不及。好在他们头脑清醒，很快就认清了形势，找到了对策。
且看天下大势。
当时的天下，大约有相当多的族群。商，就是由他们组成的松散联盟。商王国是其盟主和核心，成员国则有的死心塌地，有的口是心非，有的离心离德，有的图谋不轨，更有一些并不加盟的散兵游勇在外观望，并蠢蠢欲动。现在周人把盟主干掉，蒜头就变成了蒜瓣，不难想象天下会是什么样子。
何况这些族群也五花八门。中原地区是“诸夏”，西部地区是诸羌，东有东夷，北有北狄，南方则有百濮和群蛮。其中有部落国家，也有部落和氏族，对待商和周的态度也不一样。有的亲商，有的亲周，有的摇摆，有的独立。只有一点相同：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。
更何况，即便是周的同盟者，也有一个在战后“按劳取酬，坐地分赃”的问题。这些同盟军和附庸国参加战斗，当然也都有各自的原因。有的是要报仇雪恨，有的是想趁火打劫，有的早就摩拳擦掌，有的不过随波逐流。但认为胜利之后应该分一杯羹，则人同此心。
不过当务之急，还是对付殷商。
事实上，所谓武王伐纣成功，只是端掉了殷商的总指挥部。战败的商人除一部分退到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外，大部分残余势力仍然散布中原，盘踞淮岱，随时准备卷土重来。
这就不可不防。周人的办法则是分而治之。武王先是为殷商遗民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，君主是纣王的儿子武庚。然后，他又把商的国土分为三块，分别派自己的兄弟管叔、蔡叔和霍叔各率一支部队进行监视，号称“三监”。
如此双管齐下，应该靠得住了吧？
然而恐怕就连武王也没有想到，他一死，傀儡武庚和东方的部落国家，一个个全都反了。而且挑头的，居然就是派出去监视殷人的那三支部队。
这在历史上，就叫“管蔡之乱”。
新生的西周政权，面临巨大压力和严重危机。
当然，叛乱最终被周公、召公和太公之子联手平息。武庚和管叔被杀，蔡叔和霍叔被流放，参加叛乱的殷商贵族则被称为顽民或殷顽，被周人视为重点防范对象。此后，周公又连哄带骗把他们弄到洛阳，住进新城成周，进行集中管理和思想改造，并在成周西边三十里新建王城，作为周的东都和前线指挥部，这才算是“宝塔镇河妖”。
忧患是有道理的。
更可贵的是理性和冷静。
实际上，无论是武王伐纣，还是周公平叛，胜利了的周人都没把殷商贵族当战俘。既没给他们戴上镣铐关进地牢做奴隶，也没把他们当亡国奴。武庚被杀后，周人又把殷的旧都商丘封给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，国号叫宋，待遇是最高一级的公爵。那些不愿意臣服于周的，则任其远走他乡。其中有一部分，据说跨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，成为印第安人的先祖。
为殷顽筑建的成周，也不是德国纳粹的集中营。住在那里的殷商贵族，仍然保留自己的领地和臣属。被赋予监视殷顽任务的卫侯康叔，则被告诫要延续商的法律，重用商的贤人，尊重商的传统，包括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其饮食习惯。比如周人群饮，就杀无赦；商人酗酒，则网开一面。
这实在堪称优待俘虏。
西周统治者，难道是观音菩萨？
当然不是。
实际上他们这一套，不过是怀柔政策，甚至别有用心。比如放任商人酗酒，就有“任其吸毒”之嫌。但在周公之子建立的鲁国，殷商遗民甚至可以有自己的祭坛，叫亳社（亳读如博）。亳社与周社是并尊的，周人对亳社也一直客客气气恭敬有加，这难道还不算开明？
恐怕要算。
不是天性仁慈，也未必用心险恶，那么，周人为什么要这样，又为什么会这样？
忧患。
天命与授权
忧患伴随了周公一生。他曾经对儿子说，我身为文王之子、武王之弟、现任周王之叔，地位不低吧？但我“一沐三捉发，一饭三吐哺”，洗头吃饭都常常中断，不能尽兴。为什么？我是时时警惕，不敢怠慢呀！
奇怪！叛乱不是平息了吗？他还忧虑什么？
人心不服。
事实上，正是武庚和三监的反叛给周公敲响了警钟。他很清楚，新政权不可能建立在一夜之间，单凭武力也难以服众，哪怕再加怀柔政策。是啊，周作为蕞尔小邦，凭什么说当老大就当老大？再说了，周以远逊殷商之国力，居然一战而胜。这样的胜利，保得住吗？这样的政权，靠得住吗？
难讲。
其实不要说别人，周人自己恐怕也嘀咕。这就需要解释，需要说明，需要论证，需要用令人信服的说法，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回答和解决两个重要问题。
哪两个问题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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