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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后来，阶级的意义没有了，品级的意义也淡化了，变成了“品类”：君子是好人，小人是坏人。或者说，君子道德高尚，小人品质恶劣。阶级讲身份，等级讲地位，品级讲品位，品类讲品质，都是君子高，小人低。
这是君子和小人的第三种含义。
毫无疑问，这里面有歧视，却不等于没意义。意义是对士的。因为王之子是王子，公之子是公子。所谓“君子”，主要指大夫的儿子，即家君之子，也就是士。士，可是在贵族和平民之间荡秋千的。你自强不息，就仍是君子；你自甘堕落，就沦为小人。因此，必须树立君子之德，弘扬君子之风。尽管那最后的结果，不过是成为精神贵族。
然而这很重要。
事实上，有精神贵族，才有贵族精神。贵族精神不是摆谱、撒娇、端架子，而是高贵、自律、守底线，独立、自由、有尊严。为此，他们倒驴不倒架，可杀不可辱，宁肯杀身成仁，不肯苟且偷生。
这样的精神，是我们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。
因此，正如不能没有中产阶级，一个社会也不能没有精神贵族。然而纵观中国历史，从先秦到唐宋，虽无中产阶级，却有精神贵族。但到明清以后，专制日盛，斯文扫地，精神贵族和贵族精神都日见稀缺，甚至被赶尽杀绝。中华文明的精神，可谓命悬一线！
但这是后话，现在还看西周。
算盘未必总如意
说起来，周天下其实算得上树大根深。
周的根，在农村。
这并不奇怪。周，原本就是农业民族。何况在邦国制度的框架下，诸侯的国，大夫的家，都是自主经营。大夫的财政收入当然来自采邑。诸侯的则不但来自全国，自己也会有一块自留地，就像天子拥有天下之外，还有一个周王国。
周王国其实就是周天子的采邑。它既是政治实体，也是经济实体；既是周天下的“中央政府”，也是周天王的“独立王国”。后来周天子被架空和颠覆，就因为周王国每下愈况，综合国力不但不如诸侯的封国，甚至不如大夫的采邑。
采邑是周的基层政权组织，地位相当于后来的县，规模相当于现在的乡。采邑中有村社，大一点的或者还有庄园、牧场和森林。城堡之外的郊野，则是八户或十户农民编组耕种的井田。管理采邑事物的，是大夫的家臣。
家臣都是士，职务则各有分工。职位高的叫宰，是大夫的大管家。孔子的学生子路和冉有，便做过鲁国大夫季孙氏的宰。但这已经是春秋了。西周时期，家臣应该都是不能袭爵的家君之子。他们既然不能像嫡长子那样接班做家君，也就只好去做家臣，帮助父兄“齐家”。
这是合理安排，也是如意算盘。
我们知道，在当时的条件下，周天下其实很大。不要说远在天边的周王，就连大国的诸侯和大邑的大夫，距离子民也很远。真正在第一线接触民众的，就是家臣。
所以家臣至关重要，然而君主们却大可放心。因为家臣是大夫的子弟，大夫又是诸侯的子弟，诸侯则是天子的叔伯、舅舅、兄弟、子侄、女婿、连襟、妹夫、丈人。这样的江山，岂非铁打铜铸？这样的政权，岂非稳如泰山？
至少，那根子也扎得够深的了。
可惜人算不如天算。
天算是什么呢？是日子久了，血缘就淡薄，关系就递减。这是自然规律。所以，用血缘和婚姻来维系政治联盟，可以奏效但不能持久。再大再和谐的族群也要分家，四世同堂就到了顶，接下来便是五世而斩。
何况周天下这个总公司原本就是虚的，实体是诸侯的国，后来还有大夫的家。实际上，从西周到东周，发展的趋势就是强枝弱干。不但诸侯变得尾大不掉，就连大夫也后来居上，请问那还能维持吗？
没错，凡事有利就有弊，算盘未必总如意。刀切豆腐两面光的事，是没有的。但始料不及的，是问题会出在家臣。
家臣有什么问题？
忠心耿耿。
奇怪！忠心耿耿不好吗？好。但家臣不是忠于国君，更不是忠于天子，而是忠于大夫。因为大夫是家君，他们是家臣。所以他们公开宣布“只知有家，不知有国”。
于是，爱家不爱国，便成了家臣的职业道德。公元前530年，鲁国大夫季孙氏的一个家臣在宫廷斗争中站在国君一边，结果成了过街的老鼠。乡亲们讥讽地说：我有一块菜地，长的却是草皮。身为家臣而心系国君，太有才了你！[2]
这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
是啊！原本希望家国一体，结果变成家国对立；原本用于维稳的手段，却变成最不稳定的因素，岂非莫大讽刺？
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家臣的理论。
我们知道，周公他们为了巩固政权，曾经提出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，叫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。按照这个理论，从诸侯、大夫到家臣，便都应该忠于周天子。然而家臣们的说法，却是“封略之内，何非君土；食土之毛，何非君臣”。封略，就是大夫的采邑；君，则是家君，也就是大夫，没诸侯什么事，更没天子什么事。[3]
这简直就是地地道道的“修正主义”。
毫无疑问，这里面肯定有一个转变的过程。起先，是王土变成了国土，然后又变成了君土（家君之土）。与此相对应，王臣也就会先变成侯臣（诸侯之臣），再变成家臣（家君之臣）。这时的周天子，可真是鞭长莫及了。
因此，家臣们心目中的君臣关系，便只存在于采邑之中。什么镇守边疆，捍卫王室，不过一句空话。就连保家卫国也只能做到一半：他们只保家，不卫国。
周公，你想得到吗？